现在的生图模型都写不好汉字,这已经是共识了。想出图的做法也基本一致:生成、擦去,然后纠正。
“纠正”这一步,对于印刷品那种规则的文字来说并不神秘,选一个文字排版引擎就够了。绘图库可以把字符串栅格化到图上的指定位置,浏览器本身就是一套极其成熟的排版引擎,TeX 更是把排版本身当作一门科学,断行、对齐、间距都是全局优化出来的结果。总之,只要文字是规则的,“重新排上去”就是一个早就被解决得很好的工程问题。
但这些引擎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它们都依赖字体文件。打开任何一个 .ttf / .otf,里面除了字形轮廓,还躺着一整套度量元信息:基线、小写字身高度、大写字高、上伸部与下延部……排版引擎正是拿着这些数值做计算的:这个字落在哪条线上,两个字之间隔多少,一行从哪里断开。换句话说,规则文字的排版本质上是一个求解方程的过程:字体度量给出系数,排版引擎负责求解,答案就是每个字的精确坐标。
但是,对于一个书法字体,我们该怎么排版呢?
麻烦在于,书法里根本没有这些元信息。一幅行草里找不到一条统一的基线让每个字落脚:字有大有小、有欹有正,“之”可以缩成一团,“一”可以拉成一笔长横;也没有统一的字身高度,笔画随时可以冲破想象中的字框,一根悬针竖就能拖出半个字长。字体文件里那套从度量到求解的流水线,在这里从源头就不成立。
然而,字体的辅助线其实也并非几条水平线那么简单。往精细里做,有动用丰富数学符号的:字母的每一笔都被还原成圆规与直尺的几何构造,圆弧的圆心、切线的角度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往另一个极端走,也有类似“拼豆”效果的:干脆放弃连续笔画,用一颗颗墨点的排列去逼近字形。
那书法有没有这样的结构呢?“永字八法”给了我启发:
虽然王羲之写《兰亭》的时候是随心所欲的,但后人临习确实还原出了“米字格”、“回宫格”这样的参考系统。要是 AI 也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了,从结果反推标准,而这其实正是它所擅长的。
于是,我们用基础的视觉模型,试图去做到这一点,效果还不错:
有了中宫作为参考线,排版也就变得有据可循了。我们可以选择回宫格内部的下边缘线作为基线,也可以错位排版,做出更有创意的排版。

换过头来想,要求初学者循规蹈矩的,又何止书法呢?单反和手机都可以在屏幕上画九宫格,平面设计的“瑞士主义”把网格设计奉为圭臬,连在异形的石头上刻章,也还是要追求个重心稳定。设计想要达到及格线,“戴上镣铐”确实是必由之路。
然而,正如戴着镣铐“跳舞”的才是文学创作,具有个人魅力的最终作品往往是需要不拘一格的。那份逾矩的冲动,往往是灵魂之所在。这种灵魂和书体无关:行草里面固然可以大开大阖地重心左倾,营造铤而走险之势态;篆隶也未尝不能通过左大右小来得到一份淳拙。米芾作字,“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八面出锋,于欹侧中讨生机。
这份灵魂也不独属于书法。细看那些传世的大师之作,往往都有不同寻常之处。纽曼拍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把人挤到画面一角,让三角钢琴的盖板撑起大半构图,让钢琴、人物、背景以一种大胆的方式呈现出来,看上半天,也不觉得有丝毫乏味。
阿诺德·纽曼为这位作曲家拍摄了8个不同角度的画面,我们可以从其中的4幅画面中(图1—图4)看到阿诺德·纽曼在拍摄这位作曲家时表述意图的变化和逐步接近他心中构思的过程:他不断加大钢琴的环境空间,不断拉大环境和人物的对比。在确定了钢琴、环境和人物的大小关系之后,他又连续拍摄了8个不同的画面(图5)。在图5中的最后一张照片上,他打了3个“√”,并画有裁剪线。在资料中我们还看到了相同构图的画面,打有两个“√”(图4),并画有几乎相同的裁剪线。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并不清楚阿诺德·纽曼当时到底连续拍摄了几幅这种构图相同的画面,但是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决定最后构图的裁剪线,一幅经典力作在裁剪之后便诞生了(图6)。
——丁允衍《摄影视觉训练:裁出佳片》
冲动是灵魂之所在,也是许多经典无法被复刻、因而成为经典的原因。哪怕是艺术家,也无法每天都不拘一格地产出惊艳的作品,否则便显不出这份不拘一格的珍贵。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书谱》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书法发展上千年,审美好似轮回不断变更往复。AI 做视觉设计也应如此,用 AI 把低级的错误省去,让人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全部放在追觅更好的设计上,进而使更多的灵感得以涌现。
这就是我的设计之道。